中国富人自然要贡献于中国社会，但他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仍是壮大企业，发展经济，为社会提供产品和就业机会。要让中国富人仿效比尔·盖茨“千金散尽”，不免有些操之过急，弄不好就成了捐献私财的“拔苗助长”。
“裸捐”挑战中国富豪，倏忽之间，富豪能否站出来表明“裸捐”立场，似乎成了富豪是否有社会责任的重要标码。能否“裸捐”是一个社会的事情，更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。社会为一名富豪的形成在各方面提供了便利和资源，富豪成名后理所当然应当回报社会，这无可争议。富豪们更应该承担起对社会的财富价值观念的引导作用。与陈光标、冯军和其积极响应者不同，中国也有相当多的富豪对这种慈善方式明确表示不同看法。“慈善不应以数字作为衡量标准。”李书福说。他认为，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，除了要为股东创造价值外，更要尽好各种社会责任。拥有200亿元现金储备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，他并不相信别人能比他更好地管理这笔资产。自己利用手上的资源创造更多就业机会，让更多企业崛起，比捐出去更加有效。
王石：中国富豪被劝捐的漩涡
传统上，中国即有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慈善观。而在时间上，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并不比盖茨晚。在中国的香港，“李嘉诚基金会”创立于1980年，而“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”创立于2000年，前者比后者早了20年。放在当下并不健全的中国慈善大环境来看，此次“巴比”之行，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一次慈善再教育，更应是一次国人对中国慈善环境以及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催发。
那些拒绝了盖茨和巴菲特邀请的中国富人不想被暴露在公众视野中，不想让自己的财富成为议论的话题，更不愿财富与慈善捐献产生无法自主控制的联系。舆论上，大多数中国富豪的财富积累被认为带有原罪色彩。今年6月，民政部前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发出倡议，请中国的亿万富豪们每年贡献一百万元来做慈善。这个金额比起巴比的“半裸”倡议，只能算裸个头发丝，但仍然是响应者寥寥。
在中国亿万富豪总数中，涉足房地产、能源、IT三个行业的占50%，其中1/3的富豪姓“房”，涉足房地产行业。这个数据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富豪对慈善的举动取决于其创富模式。因此外界传的拒绝参会的企业家并不是怕捐，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慈善计划。即使有少数企业家真的是因“怕被劝捐而不来”也没有什么不正当—因为一切捐赠行为都是企业家的个人行为，并没有什么面子问题。企业家若想捐，自会有他的时间表与合适时机；若是受外来因素影响，而让自己被迫为慈善捐赠行为定出时间表或对外作出公开承诺，那这种捐赠有悖于真心慈善、可持续慈善的真正意义。慈善首先应是一个哲学问题，是人心对宇宙人生的体味和思考，是生命对自身的意义构建和道德塑造，也只有先在哲学层面解决了人的短视和自私的局限性，慈善才有可能在经济层面和组织层面得到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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